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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乌镇：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字未来******

　　相聚诗画长廊，共绘数字未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9至11日举行。千年水乡再次拥抱现代互联网，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八年来，这里见证了一次次科技和产业的蝶变腾飞。从移动支付、大数据、智慧医疗，到5G/6G技术、人工智能……“乌镇峰会”已然成为全球网络信息领域发展的“风向标”，以及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舞台。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接下来的几天，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位代表将再次相约乌镇，坐而论道，共迎机遇挑战，共谋发展福祉，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跨越鸿沟，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平”

　　当今世界，互联网无处不在。

　　出门游玩、享用美食，动动手指在地图软件里输入关键词，导航、购票、预订一站式服务悉数完成；手机“下单”，医院“接单”后派出专业护士上门，卧病在床的老人也能足不出户得到护理；“无人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透明化生产线”监测全流程作业数据，工业互联网使“制造”变为“智造”……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将地球的千里之遥拉近为咫尺之间，让世界各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随着互联网加速普及，全球网民数量稳步增长。《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网人口达49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3%。

　　作为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11月7日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74.4%；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85.4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4.55亿，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网络，成为5G标准和技术的全球引领者之一。

　　近年来，中国在数字基建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让人们共享技术发展成果；数字经济向基层、农村进一步延伸；在金融、能源、高端制造、智慧城市、智能汽车等方面，数字技术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展望未来，专家认为，更多潜在应用场景将会大量涌现，从而助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更新迭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表示，中国宽带渗透率已很高，覆盖到所有乡镇并将进一步提升，造就了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空间。不仅如此，网速也大幅提升，固网宽带的平均下载速率和移动网络平均下载速率都居世界前列。依托先进的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无需自建内网，中国企业就可以实现数字化转型。这些优势助力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以全世界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

　　动能澎湃，全球共迎数字经济新时代

　　在5G全连接工厂，从一张铁皮变成一台洗衣机只需要38分钟；

　　在偏远牧区，牛羊拥有电子档案，牧民们在家用手机检查牧场、给牛羊饮水；

　　在河北省怀来县，大数据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提供信息共享、高清视频、智能天气等一系列技术服务……

　　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网络安全保障和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抢抓数字经济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12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1.6%提升至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是中国机遇，也是世界机遇。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数字经济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积极搭建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开放平台，与各国加强数字领域合作，积极开展双边、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中国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全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携手推进全球数字治理合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有助于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携手同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22年7月12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这标志着世界互联网大会转型为国际组织年会。作为国际组织成立后的首届年会，本届峰会将与国际各方积极搭建全球互联网高端对话平台。

　　开放、合作，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条件。电子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李洪伟表示，近年来，数据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各种安全事件影响力升级，急需安全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机制，克服传统方案的局限和缺陷，保障全球各国重要基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全球各国应当携起手来，保障全球数据安全，共创数字未来，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信息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哪一方力量能够独善其身，必然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李艳表示，新形势下，确保网络空间的稳定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休戚相关的重大时代命题，各方都在为之努力。

　　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旨，中国积极搭建国际平台“世界互联网大会”，致力于凝聚共识，促进交流，推进合作，既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回应，更是对未来网络空间发展的中国贡献。

　　“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围绕网络空间发展、治理、安全、合作等方面，阐释了构建更加紧密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曹淑敏表示，中国将坚持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夜晚的乌镇，遍布河网的灯光闪烁，犹如一张“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应一年一度之约，这座“互联网小镇”再次变得热闹非凡。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字未来。未来几天，世界互联网大会汇集、迸发的数字之力将从乌镇快速辐射全球。（赵竹青 杨曦 罗知之）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